传承与上师

愿永具安乐善妙

当我们请求幸福中心的主要上师——祖古·才旺昆恰仁波切介绍自己时，他说：在他看来了解一位喇嘛最重要的，是了解他们的传承，以及他们从上师那里所领受的身、语、意之教法和加持。因此，这里没有撰写关於祖古·才旺昆恰仁波切的简短介绍，而是将他亲口所述、关於他自己的记述笔录於此：

“我出生在昌都地区东北部一个名为琼波囊（ཁྱུང་པོ་ནང་། - Khyungpo Nang）的小地方。（笔者注：琼意为大鹏金翅鸟，琼波囊意为山形如大鹏金翅鸟的区域）

我的父亲——噶玛·多昂莱谢扎扬（ཀརྨ་མདོ་སྔགས་ལེགས་བཤད་སྒྲ་དབྱངས།），是噶钦祖古（སྒར་ཆེན་སྐྲུལ་སྐུ།）的第六世转世。他是我的启蒙老师，用佛教经典文献教我读写，其中《大解脱经》是他尤为珍视的一部经典。这种阅读实修的方法，对於在我心相续中烙下独特印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希望将来能详细阐述这一点，但目前我只想说，得益于父亲的恩德，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对显密教法的虔诚信仰、对业力不虚的坚定信念，尤其是对上师加持的虔敬信心，皆铭刻在我的心中。

十岁那年，我随父亲回到他的寺院——果澈寺（གོ་ཆེ་དགོན་པ།）。不幸的是，一年后（我十一岁时）父亲圆寂了。之后我被送回琼波囊，与我的伯父——父亲的长兄，也是待我恩情最深的长辈共同生活。那时这段路程需要骑马七、八天才能走完：大雪封山的冬季耗时更久，若是骑快马则可缩短一两天。我继续跟随伯父学习，他负责我的教育，持续教导我古典藏文、经文仪轨的背诵，并指引我正确的人生方向。他特别向我讲述了根本上师拉根·桑杰丹增仁波切（བླ་རྒན་སངས་རྒྱས་བསྟན་འཛིན་རིན་པོ་ཆེ།——后来成为我的根本导师），教导我应如何如理依止上师、如何端正对上师的态度、如何避免生起邪见、如何领受上师教言。他还悉心指导我穿著僧袍的仪轨，以及恭敬承事师长的方法。”

“我十三岁时开始跟随根本上师拉根·桑杰丹增仁波切进行佛法修学。我第一次从他那领受了《大宝伏藏》（གཏེར་མཛོད།——珍贵伏藏总集）的灌顶和传承。结束后我回到伯父那里，又继续跟随他学习了两年。由於父亲在我十一岁时便已圆寂，我对他生平知之甚少，但伯父向我讲述了许多关於他的事迹。”

我的父亲——噶钦仁波切

父亲幼年即被认证为转世祖古，我的伯父（他的长兄）因此有幸与他共同接受教育和训练。伯父告诉我，父亲在所有训练中都出类拔萃：他依照八邦传统修习法器仪轨，尤其擅长吹奏唢呐（加林）等乐器，技艺无人能及；他更是制作食子（多玛）的专家——不仅精通传统食子的制作与装饰，更擅长精准把握其尺寸、造型与比例，制作速度远胜同修。他还深谙书法之道，常为民众书写诵咒用的经幡、护身密咒等。凭藉惊人的记忆力，他对仪轨文本与咒语诵持的掌握既快速又广博，在这方面同样无人能及。伯父告诉我，父亲最初觉得这些修习都很艰难，但通过一路大礼拜朝圣至拉萨后，凭藉所积累的功德力，所有修持都变得迅速且轻松自如。他曾在八邦寺研习医方明与经论五年，并如实实修。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父亲曾被迫隐匿行踪。他依靠相识之人的帮助以及对他怀有虔诚信念的信众庇护得以藏身。有一次藏身期间，他隐居在某位施主家的地下室中闭关，进行了通读《甘珠尔》（即大藏经）的修持。他为当时庇护并援助他的施主修作了《财神（Zambala）仪轨》，为这个法会所制作的食子（朵玛）直到他离开躲藏处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完好无损。在闭关期间，他多次修持《大解脱经》，日夜不息地持续修行。有一次，他更是在七天七夜中连续完成了七遍《大解脱经》的全套修持，未曾休息！他于甚深佛法实修中具有卓越的坚忍力，因其深厚修为而备受信众敬仰。这些年来在台湾，我已带领信众修持《大解脱经》超过八十遍，我的这一法脉传承正是源自於他。”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隐匿行踪时，曾有许多人四处搜寻他，其中包括高级官员、党政人员以及士兵。有几次追捕者已抵达他藏身之处，几乎就要发现他。但父亲是一位具足证量的成就上师，拥有非凡能力——在某种神秘力量的加持下，追捕者们竟无法看见他，因而他始终未被抓获。”

我的根本上师——拉根·桑杰丹增仁波切（Lagen Sangye Tenzin Rinpoche）

“我的根本上师是拉根·桑杰丹增仁波切。他的生平故事说来话长，但在此我仅为你简要讲述一些片段。幼年时，他便展现出伟大修行者的特质：他背诵了《七句莲师祈请文》以及关於‘三皈依’和‘三根本’的仪轨，并鼓励玩伴们同他一起祈祷和诵经，甚至邀请父母加入他的诵经行列！他还劝导朋友们要彼此慈悲关爱。他的根本上师是巴登·钦哲奥色（Palden Kyentse Ozer）——第二世蒋贡康楚仁波切，同时也是第十五世噶玛巴·卡恰多杰（Khakhyab Dorje）之子。”

“在拉根·桑杰丹增仁波切的一生中，他领受了数量极其庞大的灌顶与教法传承。他持有噶玛噶举（Karma Khamtsang）传统中所使用的全部经文典籍的传承。其中部分经文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已无处可寻，但他却完整保有所有已佚经典的传承。此外，他还持有宁玛派全部教法的传承，以及萨迦派的诸多法脉——包括各种灌顶与口传窍诀。”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拉根·桑杰丹增仁波切曾在其寺院的传统闭关房中进行了长达二十五年的修行。

在闭关期间，许多喇嘛和法师不辞跋涉亲至关房，为他及其他闭关者传授神圣教法，使他获得了众多灌顶与传承。”

“当中国接管西藏后，他遭到逮捕，并在劳改营与监狱中度过了多年。他坦言，那些年的饥馑与磨砺，实为修行之道不可或缺之资粮。”

“在被捕前，拉根·桑杰丹增仁波切拜见了正准备前往印度的第十六世噶玛巴——日佩多杰尊者。仁波切原本也有意同行，但噶玛巴尊者预见到未来的艰难岁月后，仍请他留下来。噶玛巴预言道：日后当重沐自由之时，拉根·桑杰丹增仁波切必将成为恢复寺院、振兴佛法之栋梁。

拉根.桑吉丹增仁波切始终对其寺院怀著深切虔诚，因而遵从噶玛巴的劝诫留在西藏。他郑重表明，自己对寺院、僧众与教法的承诺，远重於个人生命与福祉。他感受到噶玛巴尊者非凡而强大的加持力，最终决定为教法与玉树百姓的利益而留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佛法重耀法光时，拉根·桑杰丹增仁波切成为在玉树与囊谦地区，重振佛法、高悬法幢的核心巨擘。他走访众多寺院，传授灌顶、口传教法及窍诀。鉴於大多数寺院在文革期间已被彻底摧毁，他亲自为新建的寺院庙宇规划设计方案，并就圣像、唐卡等圣物的制作提供指导，在艰难挑战中极大推动了遭受毁损的宗教遗产的恢复工作。在囊谦，他开创性地发起并筹办了噶举传统的大祈愿法会（མོན་ལམ་ཆེན་པོ།），以及汇聚藏传佛教各宗派的无分别祈愿法会（རི་མེད་སྨོན་ལམ།）。”

“拉根·桑杰丹增仁波切在第十七世噶玛巴被认证后不久，即为噶玛巴供养了观音菩萨（Chenrezig）灌顶，并献上沐浴供养及净障（Jangwa）仪轨。他还向尊贵的泰锡度仁波切（Tai Situ Rinpoche）供养了诸多教法传承与灌顶。由此，他遂成一代大德高僧。在其寺院中，他完整持有并弘传蒋贡康楚大师所编纂的《五大宝藏》（Five Great Treasuries，即五部巨册教法集）。历经多年，他持续授予噶玛噶举（Karma Kagyu）与宁玛（Nyingma）传统的灌顶、口传及窍诀，极大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损毁的法教传承。”

“尊贵的泰锡度仁波切（His Eminence Tai Situ Rinpoche）曾於1990年代重返八邦寺（Palpung monastery），在那里他会见了拉根·桑杰丹增仁波切（Lagen Sangye Tenzin Rinpoche）。泰锡度仁波切由衷赞叹道：如此大师，叹未曾有，唯他一人尽揽诸派法脉之全貌，总持五大宝藏之精髓。”